天门市人民政府

关于《茶经》东渡日本的情况，在日藏明版《茶经》实物出现以前的历史只能靠推测加以补充。

《日本后纪》卷二十四嵯峨天皇弘仁六年（815年）四月癸亥一条中的记载，目前被公认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明确记载年月日的饮茶记事：“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嵯峨天皇）……”

《日本后纪》是记录792年至833年间史实的正史。关于中国的饮茶风俗传到日本，永忠之外还有最澄（767—832年）与空海（774—835），通过他们的努力，在日本平安时代形成了一股崇尚中国茶的“弘仁茶风”。有一个前提是肯定的，这些日本高僧学习中国茶并带到日本的时间均在《茶经》成书之后。

崇尚中国文化与茶饮的嵯峨天皇在814年作的诗《夏日左大将军藤冬嗣闲居院》中有一句：“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无独有偶，当时另一部汉诗文集《文华秀丽集》收录的皇太弟即后来的淳和天皇所作的诗《夏日左大将军藤原朝臣闲院纳凉探得闲字应制一首》中也有一句：“避景追风长松下，提琴捣茗老梧间。”两句诗中都写到了“捣茗”这个动作。此外，《凌云集》所收嵯峨天皇的诗《秋日皇太弟池亭赋天字》中有一句：“肃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茶经》的“三之造”中明确了当时的制茶方法为：采、蒸、捣、拍、焙、穿、封。其中的“捣”即把蒸好的茶叶放入臼中，用杵捣制。而“院里满茶烟”如果理解为烹茶时产生的水蒸气未免过于夸张，更可能是蒸茶时产生的烟雾。天皇们诗中的“捣茗”与“茶烟”当然源自于《茶经》。在公元9世纪初，《茶经》已经传到日本，并且直接影响了天皇的审美？亦未可知。

但日本学者认为对《茶经》的追溯至少可以到公元12世纪中叶的镰仓时代，中国的南宋时期，被日本后世尊为“茶祖”的荣西禅师远渡重洋带回陆羽《茶经》手抄本，一边研究一边写成了日本最早的茶书《吃茶养生记》（1214年）。虽然《吃茶养生记》的内容并没有照搬《茶经》，总体的结构与内容可谓大相径庭，但不能否认两者有继承与启发的关系。

仿效南宋径山寺等五山，日本临济禅从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1338—1573年）于镰仓和京都分别建立了最高规格的“镰仓五山”与“京都五山”，直接受中国汉诗的影响形成“五山文学”，饮茶之风也同时登场。五山文学的代表僧人梦窗疏石曾在他的《梦中问答》里写道：“往昔卢仝、陆羽嗜茶，乃为醒昏睡，驱蒙气，勉力向学，此茶之善也。”可见陆羽《茶经》在当时早已深入人心。

终于，轮到日本现存最古的《茶经》版本出场了。1989年，日本学者布目潮沨发表了论文《杏雨书屋藏明嘉靖竟陵本茶经之有关问题——日本刻本＜茶经＞之谱系》，结论是现存最古版本的《茶经》是嘉靖21年即1542年的“杏雨书屋藏”本，作为存世孤本，仅藏于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的“杏雨书屋”，书屋位于大阪市淀川区。

日本“杏雨书屋藏”本《茶经》

明嘉靖景陵本《茶经》是历史上第一个单行本《茶经》。景陵即竟陵，由于承天府（今湖北省钟祥市）为嘉靖皇帝的出生地，大量开展喜庆活动，竟陵在其庇荫之下，也展开了纪念活动，对该地出身的茶神陆羽，重修遗迹，重刻《茶经》。明嘉靖21年，嘉靖帝的南巡促成了竟陵刊刻《茶经》的盛事。此次刊刻的主事者是僧真清、鲁彭与童承叙。那年夏，曾任嘉靖皇帝老师的童承叙请准归籍，在梦野书院会见了鲁彭，得知欲刊《茶经》，两人便为此通过书信保持了联系。童承叙撰写了百字《赞》文，又据民间传说改写了《陆羽传》，其中有“晨起闻湖傍群雁喧集以翼覆婴儿”句，增添了陆羽身世的传奇色彩，从此为人津津乐道者据此而出。同时，他安排儿子抄录了皮日休《茶中杂咏序》和陈师道《茶经序》，嘱鲁彭编在《茶经》正文的前面。刻板毕，令人持纸印刷了百余部。

这个《茶经》的单行本问世之后，相继又有后人为陆羽故居西塔寺题诗，为了将这些诗篇补充进《茶经外集》，加上重刻已损毁的个别刊板，万历13年（1585年）以后，西塔寺又编印了嘉靖版的续刊本，总印板数由原来的56块增加到59块，但绝大部分印页使用了原刻板，字迹清晰程度已远不如嘉靖原本，在装订顺序上也与嘉靖原板有所不同。遗憾的是国内不存善本，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布目潮沨的研究才让中国方面了解到了“杏雨书屋本”《茶经》的情况。如此看来，日本的“杏雨书屋本”虽然有嘉靖21年的刊记，但也有补刻，因此实际印刷是在明朝16世纪末。

那么这个经历了明代嘉靖、万历两个时期刻印的《茶经》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带到日本的呢？

首先竟陵本《茶经》在最初刊刻后，很快就通过徽州人的圈子迅速传播到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并引发了万历朝的茶书刊刻热潮。这个时期恰是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的又一个高潮。其中东渡日本传播文化的代表人物隐元禅师成为日本煎茶道的始祖，他将明代瀹茶法带到日本，为日本茶道继抹茶道之后开拓了新的风尚与境界。

日本煎茶道自隐元禅师之后得到其弟子卖茶翁的推动，所谓“清风雅趣茶”，以陆羽、卢仝、隐元、卖茶翁为茶祖，宗教背景以临济宗中独立的黄檗宗万福寺为大本山，以天皇公家为后援得到长足的发展。

1774年大典禅师著《茶经详说》，第一次将陆羽《茶经》一之源中的名句“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断句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并指出“陆羽言茶性俭，不宜广，又曰茶宜精行俭德之人，这应该为茶道所重，宜归僧家风流之道”。这一俭德的风流之道，作为审慎与戒骄戒躁，从而对峙已经走向豪奢、浮华，出现负面影响的抹茶道，成为建立煎茶道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

大典禅师著《茶经详说》首次为“精行俭德”一段断句

据统计，仅1652年一年，去日船载书多达219箱。竟陵本《茶经》应正是在这一时期被传播到了日本。正是这个《茶经》版本对江户时代的《茶经》和刻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为后来日本几种版本的祖本。

日本元禄五年壬申（崇祯5年，1632年），春秋馆校刊嘉靖竟陵本《茶经》，一般认为这是明代的日本初刻本。宝历八年戊寅（乾隆23年，1758年），京都书肆佐佐木惣四郎、辻本仁兵卫出版《茶经》二册，附刻宋审安老人撰《茶具图赞》、明孙大绶辑《茶经水辨》《茶经外集》《茶谱外集》和明朱权撰《茶谱》。又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翻检，之前的《茶经》藏本残损，于是又作补刻，我在东京发现并购回天保本《茶经》。那是一部京都书肆于“天保十五年（1844年）甲辰九月补刻”本的《茶经》，开本宽阔、刊刻精美、品相完好，封面上甚至还保留着江户时期书籍流行的封套，印着“唐陆鸿渐《茶经》，平安书林，竹苞楼尚书堂”。书分为上下两册，用针线合订，上册开篇除了流传甚广的皮日休与陈师道的两篇序言之前，还有此书于日本刊行时推广者“齐震伯起”作的一篇序。在“四之器”一章的最后，这个版本插入了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而下册开始就全部是《茶经》以外的相关文献了，计有：《新唐书·陆羽传》《茶经外集》（包括陆羽《六羡歌》、卢仝《七碗茶歌》、皇甫曾《送羽采茶》、皇甫冉《送羽赴越》、皎然《寻陆羽不遇》、裴拾遗《西塔院》、范仲淹《斗茶歌》、王禹偁《观陆羽茶井》）、《茶经水辨》（包括张又新《煎茶水记》、欧阳修《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茶谱序》《茶谱》《茶谱外集》（包括《茶赋》《煎茶赋》《煎茶歌》《试茶歌》《茶垅》《采茶》《造茶》《试茶》《惠山泉》《茶碾烹煎》《双茶井》）、《茶谱后序》。

这个《茶经》版本是目前日本最为流行的一种“和本”，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处均有收藏，虽非孤版善本，但能够遇见并一亲芳泽实在是茶人之幸。

天保本《茶经》书影（作者　提供）

从嘉靖竟陵本到天保本，从中国的“唐本”到日本的“和本”，这些《茶经》的版本虽有流变，但都延续了基本格局，除了陆羽《茶经》之外还收录了不少与茶相关的诗文、图录、材料，从而形成了一种十分有利于明代开启的瀹茶之法。特别是传播到日本以后，再度成为日本煎茶道形成的精神源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以散茶冲泡为形式的流派却要以陆羽唐代“煎茶”为名的根本原因。

来自陆羽家乡湖北天门的《陆子茶经》封面上写着“诸冈存先生惠存”，落款“天门县长胡厂桥敬赠”，时间是“昭和十五年（1940年）”。1939年天门已被日寇占领，1940年成立的天门县政府是一个伪政府。有人认为胡厂桥就是当时日伪政府县长胡雁桥。雁桥在天门是一座真实的桥，为了纪念陆羽而建，正是因为孤儿陆羽被大雁翼覆的传说得名。雁变成厂有什么深意不得而知，但受书者诸冈存是为研究陆羽与《茶经》而来的。1919年西塔寺又刻了一版《陆子茶经》，胡厂桥送诸冈存的是1933年的重刻本。

收到《陆子茶经》的第二年（1941年）9月，诸冈存就在东京涩谷金王山庄的家中完成了《茶经评释》。昭和13年11月，诸冈存利用访问朝鲜的时间，印证了《茶经》中的一些内容。他是日军军医，自己也做了十多年关于茶的药理学研究，还于昭和18年7月出版了专著《茶：关于其科学与药效》，那已经是他人生的尽头。这本《茶》显然得益于他对《茶经》的努力研究，并且展现了一种新的意义：用一种古典的方法与观念研究《茶经》的时代结束了，具备现代性视野的《茶经》研究开始了。

其实《茶经评释》并非正式出版的书籍，而是作为“茶业工会中央会议所”限量印刷的一种内部资料。对应《茶经》进行实地考察也是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并且第一次非常细致地绘制出大量图解。

我之所以能够读到《茶经评释》，是因为该书于昭和52年进行了一次原貌重现的再版印行。诸冈存的长女诸冈妙子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的教授，她在《茶经评释》重新出版时回忆：亡父诸冈存在昭和16年，经过十几年的研究，终于在死前三年完成这本书。父亲的著作都是以父亲的口述为基础，由母亲速记和反复推敲，再由母亲净书完成的。在战争中无人无纸，最窘迫的条件下作为限定非卖品得以发行。在后来美军的东京大轰炸后只剩下几本幸免于难。

让人欣慰的是，1986年5月13日，就是这位诸冈存的女儿，已经67岁的诸冈妙子再次来到他父亲曾经考察过的地方，在首届陆羽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致辞，并将其父亲遗留下来的那本《陆子茶经》郑重地奉还给了天门。

1933年《陆子茶经》复本（周重林　提供） 　 　 诸冈存著《茶》（作者　提供）

诸冈存《茶经评释》书影（作者　提供）

诸冈存的《茶经评释》代表了日本《茶经》研究的水平，事实上在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远远超过我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吴觉农的《茶经述评》问世。

《茶经述评》首次出版是1987年5月，因为印刷质量不佳，农业出版社于第二年8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被各地茶叶公司分购一空。第一版印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个插曲。有一家茶叶公司的人不接头，错将收到的一包书退回了出版社。当时中央工艺美院的一位教授准备访问日本，找不到合适的礼物，辗转问到穆祥桐处，他就把退回的一包《茶经述评》推荐给访日教授。关于《茶经》的研究就这样因为一种必然中的偶然再次东渡扶桑，不料受到了日本方面的欢迎。

第一版《茶经述评》（穆祥桐　提供）

在日本被誉为“茶经博士”的学者布目潮沨（1919—2001年）从研究注释《茶经》入手，首次开创了中国饮茶史研究的先河，确立了中国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研究地位。他从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每年两次组团出访中国考察。布目潮沨不断地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茶经》进行仔细推敲，在此过程中，还广泛吸收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对《茶经》研究的见解，花了四十余年精力，再度完成了由《茶经》的原文、点校、日语译文、注解构成的《茶经详解》，在这部著作中也不断对吴觉农《茶经述评》研究的见解做详细的介绍，还与自己观点的异同进行比较。

布目潮沨《茶经详解》（梁旭璋　提供）

发表于《野村美术馆研究纪要》第10号上的《吴觉农著＜茶经述评＞》（顾雯　提供）

布目潮沨总结陆羽式茶道有十个方面：一、设定二十四种茶器。二、可以有略式之茶。三、精论煮茶功夫、火候和选水。四、慎重的点茶功夫。五、茶有九难。六、碗数以奇数为准。七、陆羽式的茶道精神在于俭。八、总结茶史，确立《茶经》地位。九、调查茶产地。十、《茶经》成图自身的意义。

他也从《茶经》研究的角度关注、批判日本茶道，认为“俭”是陆羽茶道的精髓，指出陆羽茶道与现在日本茶道的根本不同在于陆羽没有把点茶的程序形式化，尊重点茶人各自的功夫和风格。陆羽没有把自己树立成家元，更没有把家元的地位世袭下去，也没有为家元准备继承者——陆羽有的只是《茶经》。

1999　年元旦，这位茶经博士正式提出要把吴觉农的《茶经述评》翻译成日文。当年还很年轻的旅日茶文化学者顾雯老师参与了这项艰难的工作。据顾雯回忆，布目先生在2001年1月16日晚一个飘雪的夜晚还与她为了校对《茶经述评》的译稿通电话，次日早上，先生又自己步行去邮局寄出将发表于《野村美术馆研究纪要》第　10　号上的《吴觉农著＜茶经述评＞》的日语译注原稿。就在寄出稿子走去讲座的路上，突发脑溢血逝世。

好在中日的茶文化学者始终薪火相传，此后在顾雯教授的努力下，《茶经述评》的日文版大部分得到了翻译、校对并分上下两部分正式发表。

甃石封苔百尺深，试茶尝味少知音。唯余半夜泉中月，留得先生一片心。

作者简介：潘城，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中国茶叶学会理事、茶艺专业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曾于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从事茶文化教学、研究十多年。